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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公安部5月15日公布了10起打击跨境制贩新精神活性物质（NPS）的典型案例，其中两起直接涉及虚拟货币——一起是用虚拟货币收取境外毒资，另一起是用虚拟货币作为中介进行非法换汇。这组案件提供了一个观察中国执法机构加密资产追踪能力演进的现实切片，同时对交易所和支付机构的AML合规义务有着直接警示意义。
发生了什么
汤某某团伙案：虚拟货币毒资+1.01吨NPS
据新华社（2026年5月15日）报道，汤某某等人搭建了两个网站，专门向境外买家销售新精神活性物质。买家下单后，汤某某委托第三方生产化学物质，再通过国际货代公司走私出境。境外买家以虚拟货币支付货款——这是整个跨境非法交易链条中的结算环节。
该案于2025年12月侦破，2026年1月批捕。公安机关共抓获21人，缴获新精神活性物质1.01吨、毒品31.89公斤、前体化学品15.4吨，捣毁生产窝点2处，冻结涉案资金692万元。汤某某和陈某某以走私贩卖毒品罪被起诉，另有8人以污染环境罪被追诉。
杜某某案：虚拟货币换汇的合规红线
另一起涉及虚拟货币的案件指向的是另一种行为模式。杜某某及其公司自2021年起非法向境外销售非列管前体化学品及BMK/PMK酯类（冰毒和摇头丸的前体），累计收款超过3240万元人民币。为了将境外美元收入转回国内，杜某某使用虚拟货币作为中介，将部分资金转换为人民币。
杜某某于2025年9月被判处1年6个月有期徒刑，罚金5万元，罪名是非法经营罪（非法换汇）——注意罪名不是涉毒，而是外汇管理领域的非法经营。
为什么重要
虚拟货币毒资结算的执法追踪能力正在提升
汤某某案的破获说明了一个事实：虚拟货币并没有让跨境毒资”隐身”。执法机构从”发现网站→锁定货代→追踪资金→抓获团伙”这个完整链条中，把虚拟货币支付环节也纳入了侦查视野。虽然新华社报道没有披露具体的技术手段（链上地址追踪、交易所配合调证等），但案件进入公安部典型案例本身就传递了一个信号——虚拟货币结算不是执法盲区。
这对交易所和支付机构的合规启示是明确的：如果境外买家的虚拟货币经过某个交易平台或钱包服务商，且该平台在中国有用户或业务触点，可疑交易报告（STR）义务不会因为你处理的币种是USDT而非人民币而消失。
虚拟货币换汇：一条容易踩的红线
杜某某案的核心不是毒品，而是虚拟货币作为跨境资金转移工具的法律定性。中国的外汇管理框架下，将境外收入通过虚拟货币转换为人民币、绕过正规结汇渠道，被认定为”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构成非法经营罪。
这个逻辑其实不陌生——近年来多地法院已经对”虚拟货币承兑商””OTC非法换汇”作出过类似判决。杜某某案的新意在于：它的核心犯罪行为是涉毒前体出口，但换汇这条线被独立追诉和判罚。这说明执法机关在处理涉及虚拟货币的案件时，已经从”只关注主罪”演进到”多维度穿透打击”——涉毒、换汇、洗钱，每条线索分开追。
怎么看
- 区块链的”可追溯性”正在被执法端加速利用：业内常说的”匿名性”在公链上其实是伪匿名——交易记录永久保存、不可篡改。执法机构的能力差距主要在于链上解析和地址归因工具，而从这个案件的侦破效果看，这个差距在缩小。
- 交易所的KYC和STR义务会更加刚性：银发〔2026〕42号文件已经释放了监管收紧信号。虚拟货币涉及毒资、换汇、走私这类典型刑事案件的频率越高，监管对交易所的反洗钱检查就会越仔细。这不仅是行业自律问题，也是牌照维护的底线项。
- “虚拟货币支付货款”这个场景值得所有合规团队关注：汤某某案中虚拟货币的角色是B2B跨境贸易的支付工具——不是投资、不是投机、不是洗钱的”层”，而是真实商业交易中的结算方式。这意味着交易所的AML监控不能只盯着交易对、价差和高频转账，也要关注可能伪装成正常OTC交易的药资流转。
- 跨境支付的合规弹性会有天花板：无论哪个法域，将虚拟货币用于跨境商品和服务结算时，都会面临双重监管——你的支付行为同时受出口方的外汇管制和进口方的反洗钱法规约束。这是加密支付合规中最容易被低估的复杂性。
一句话总结
公安部将虚拟货币毒资结算列为典型案例，不是宣告”破案了”，而是在给整个行业画一条越来越清晰的合规红线——虚拟货币不隐身，也不免疫。
本文基于新华社（2026年5月15日）报道撰写。